转折点出现在1994年的夏天。
1994年7月，在多家国内外软硬件厂商经过了1年多的强力推动下，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三个月后，国务院对1991年12月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作出了重大修正。在这个国家里，这个速度让人吃惊。然而更让人吃惊的是此次修正的内容对侵犯软件知识产权行为的审查和处罚力度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远超过发达国家对同类行为的处罚。在一些小圈子里，对此次修正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个法律太超前了。当然，大多数人都认为该法律缺乏可执行性。毕竟在一个长达20多年已经没有“版权”这个概念、目前几乎所有的计算机上都安装着盗版软件的国家里，你应该或者能去处罚谁呢？
尽管该法律在颁布的当年几乎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没有什么人因为触犯该法律而受到处罚，但在10几年后，一些学者认为该法律的颁布或许是20年来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几部法律之一，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或许还要持续20年。而此时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很多人都已经通过网络读过自由软件精神领袖Stallman的《阅读的权利》一文并深受影响，在一个言论尺度日渐放宽的环境下，很多人质疑这部10几年前的法律最终会带来知识传播的高额代价，导致知识无法普及，最终阻碍社会的发展。无论如何，围绕着这部法律的争议或许会永远持续下去吧。
真正的冲击出现在第二年的年底。1995年8月，微软公司发布其Windows95操作系统以及可以运行在该系统下的办公软件office 95，和该操作系统旧版本相比，新系统更为易用且具有多种现代操作系统的特征，虽然技术界对该操作系统评价并不高，但对于最终用户、特别是新计算机用户来说这种进步已经足够让人满意了。在中国，和过去一样，几个月后这些软件的盗版光盘已经成为每个计算机硬件零售商的必备品，同时各种面向一般计算机用户的出版物也用大量的篇幅介绍这些软件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目前中国每台ＩＢＭ ＰＣ兼容机上还在运行的各个版本的DOS、Windows3.1和Windows3.11 Workgroup都会被更新为windows95。对于一些高端用户——特别是那些对局域网服务有需求的用户，微软公司同年发布的Windows NT 3.51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尽管也是盗版，但Who Care？
1995年年底，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之后不久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展开的诉讼。经过2个月的调查取证，微软公司同时向包括20几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高达上百家的企业提出了侵权诉讼。按照新的法律，微软毫无悬念的赢得了胜利，这些机构或者停止了使用微软的软件，或者在付出相应的价格后得以继续使用这些软件，然而毫无例外，所有使用盗版软件的组织都支付了高额的罚款。微软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赢得诉讼胜利当天就表示，该公司将继续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在中国的权益。多年以后，当微软公司在北美、欧洲的多个国家都面临着垄断诉讼，唯有在中国这个增长速度最快的新兴计算机软件市场上需要依靠价格战来维持市场份额的时候，有很多IT评论家都指出，从好的方面来说，多年前微软的强硬对待盗版行为的举动一方面让自己维持了在中国市场上的足够的市场份额而且免于了垄断诉讼，另一方面，微软公司也错失了最容易成为市场垄断者的良机。
有样学样，微软的成功让很多国内外厂商突然发现一种新的武器，自己完全不必再继续苦于所开发的软件被广泛应用却没有合理的回报，于是大家纷纷挥舞起法律大棒。1996－1997年后来被称为“中国计算机的裸奔时代”。不仅仅是微软的操作系统、包括大量的应用软件都从计算机上被删除了，这里面即包含着家庭用户的多媒体播放软件，也包含着企业和科研机构经常使用的专业开发工具，据说一家专门代理此类诉讼的律师事务所将其所承办所有案子的软件名称、版本号和公司联系方式打印成长达1，000页的文档，提供给每个员工使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家公司所使用的打印机来自于旧货市场，旧货商用几台已经无法修复的打印机零件组装了这台设备，所以打印机的程序是一个非法拷贝，制造打印机的公司发现了这一事实，于是将该公司告上法庭。最终，该事务所以支付一台新打印机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庭外和解。
当时，对于所有的软件公司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每个月都能看到销售额的明显增长，也激发了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大家准备投身于软件开发和销售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每家软件公司——无论是大型公司还是只有10几个人的小公司，都苦于没有足够的人手支持快速增长的业务。当时，已经发展得很不错的几家软件公司在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上都说“你们今年计算机系毕业生有多少？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无论正面有多光明，背后总会有阴暗面。在软件公司业务蒸蒸日上的时候，大多数人突然间发现自己没什么软件可以用了。当时的大学生来到学校机房，如果学校有小型机终端的还好，小型机上的软件包虽然落后，但比较齐全，还是可以学到一些程序设计的知识。但那些新兴学校因为过去没什么积累，只是采购了一些PC作为教学科研使用的计算机，就面临着很尴尬的境地。这类情况下，学生们会面对着一套只装有DOS（虽然也收费，但因为已经属于淘汰产品，所以价格不高，大多数学校还能买得起）的兼容机，连中文都使用不了。即使遇到了一台安装了正版CCDOS的计算机，上面却未必有最流行的文字处理工具WPS。师兄师姐们用过的最流行的DOS开发工具Turbo C、Turbo Pascal、MS Basic等，因为价格太贵，绝大多数机器上都不会安装。这就催生了一个产业，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商人投资购买了一些计算机和配套的软件，并把它们出租给大学生或者公司使用，不少人借此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大学的问题还相对容易解决一些。当时教育已经开始产业化，为了增加自己的就业机会，学生们和他们的父母为了增加自己未来的机会愿意投资于计算机技能方面，所以怨言虽多，但还没到千夫所指的地步。但对于研究机构和一些需要使用软件的企业来说问题更大一些，软件方面的投资会占据他们预算的绝大部分。中国的软件业并不发达，国产软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根本满足不了需求，而来自国外的软件定价通常都是和该国的国内价格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价格很多时候都是天文数字。很多工程师都突然间发现，自己只能放弃已经习惯于使用的诸如Matlab之类的软件包，重新拿起计算器和草稿纸。
受到冲击最大的大概就是计算机配件制造商和配件零售商了。过去这是个好买卖，小配件商为客户攒一台单机利润率甚至可以达到100％以上，对于上游的配件制造商来说，它们可以很舒服的从中分到一杯羹。但现在，没有操作系统、没有应用软件，普通客户会掉头而去，毕竟没有软件的硬件就是塑料、硅片、玻璃和钢铁拼在一起的废物。而在当时还没有互联网，获得软件的唯一渠道就是光磁载体，过去客户是从配件商那里拿到这些磁盘或者光盘。现在，这种事没多少人敢做了。品牌机的厂商——特别是大厂商——日子好过一些，因为出货量比较大，可以用较低的价格批量购买一批软件，然后在自己生产的计算机上预装。不过这也只限于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和一些诸如杀毒、多媒体播放的小软件，重量级的办公软件、开发工具等等，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几家软件厂商都不提供预装。一些提供DOS中文环境的软件商倒是在预装市场上获得了不错的回报。
虚假的繁荣总有结束的时候。1998年年初，所有的软件公司突然间发现，它们的业务好像停滞不前了，销售额不再上升，甚至还有下降。好在前两年的繁荣给公司带来了大量的现金储备，所以大家还不着急。但到了年中的时候情况没有什么改观，于是各家公司的市场部都开始调查问题的原因，敏感的商业咨询也介入其中。尽管调查的对象和方法各异，但结论却是大同小异：中国的软件市场已经饱和了。一家商业咨询机构在四年后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回顾了这段历史，其结论的要点包括：当时软件缺乏竞争，导致定价太高；在当时定价下中国对软件购买力在1996－1997年已经达到极限；如果没有质上变化的销售方式和价格，简单的降价无法刺激市场继续增长。这个结论用直白一点的话说就是，买得起的已经买了，买不起的在短时间内绝对买不起。这个结论和当时软件公司市场部的分析相差无几。一些专业软件公司推出了软件出租业务，但效果不明显，毕竟出租软件只能比卖掉软件价格低，但技术支持的成本却只会上升不会下降。而在当时，互联网在中国刚刚起步，用户面对着慢如蜗牛的网速，后来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以软件为核心的服务在当时只是一个梦想而不是一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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